他又写房钱。

“房钱先凑一半。”

“余太太不会收一半。”

“她会收。收了就得另开票，赶人时总要多说两句话。”朱素秋穿针，线头第一次没穿进针眼，第二次才过去，“两句话也是时间。”

阿满搬来识字板，坐在床沿帮他们数。他只会从一数到一百，数到四元五角便卡住，问一元里究竟有多少枚铜元。海津几种铜元成色不同，铺面折价也不同，朱素秋讲了两遍，他仍把大铜元和小铜元混在一处。

朱伯伦把纸上的整元划开，改成房租、药和米各要装满多少只小钱袋。阿满这次看懂了，在最大的那只袋子旁画了一间歪屋，又在药钱旁画了个碗。

纸还剩一角空白。朱伯伦写了几种更快的办法：替洋行写一篇西陆局势，给报馆投一份军事评论，找人押注数月后的战争。他写完便逐项划去。没有门路的判断卖不出价，拿一屋人的房钱押尚未发生的战事，也换不来明早的药。

最后留在纸上的，仍是代写家书与零散译稿。

朱伯伦看着她。洛林的通道曾按分钟算，这间屋按票根、药包和房东肯多说的两句话算。桌面只有一尺多宽，账比战场窄，挤进来的东西一点也不少。

他开始翻试译稿。

右眼读到第三页便胀痛，细小铅字挤成一片。朱伯伦把蜡烛挪到左边，左眼靠近纸面，右眼闭上。这个姿势能读，脖颈很快发酸。胸侧也在每次俯身时往里扯，逼他隔一阵就直起腰咳两声。

朱素秋没有劝他躺下。她把针线活搬到桌角，替他留出靠灯的位置。

“以前你一天能译多少？”朱伯伦问。

她抬眼：“你问我？”

“我想听你算。”

“顺手的货单，五六十行。碰上那些说一句话要绕三条街的洋信，二十行都写不完。你还爱在边上解释，人家又不给解释算钱。”

朱伯伦把几页旧稿并排摊开。法文比英文稳，军政词比商货词准，长句拆得太整，中文读起来像衙门告示。这个朱伯伦会四种语言，也被四种语言拖欠过饭钱。

门外有人跑得木屐直响，在朱家门前刹住。

“朱先生在不在？”

来人是福昌布号的小伙计，怀里夹着一只油布包。他进门便把包放到桌上，抽出一张外文货单和半页旧译。

“上月说好的单子。我们马账房等了三日，明天午前再见不着清稿，就送去东平码头找别人。以后商号的洋信，也不用朱先生费眼了。”

朱伯伦拿起货单。法文，四十七行，夹着一张轮船提单抄件。边上盖了福昌布号的红戳。

“价钱呢？”

小伙计拿下巴点了点旧译右下角。

那里有一行蝇头小字：每采一行，付铜元三枚；未采不计。

“明日午前。”小伙计又说一遍，扭头走了。

朱伯伦看了眼蜡烛。只剩一指长。

朱素秋将自己的油灯推过来，把灯芯拨出半分。

“先挣明天的。”

窗外才过午，桌上已经摆出了通宵的样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