房东太太把油纸伞靠在门外，鞋尖已经越过门槛。

“余太太，屋里病着人。”朱素秋挡在灶前，“欠多少，隔门说也听得见。”

“我收的是房钱，又不收他的咳嗽。”

余太太肩膀一侧，从朱素秋身边挤进来。她腋下夹着一本蓝布租簿，进屋先掀煤炉盖，再敲木箱，最后盯住桌上的两册字典。英文字典包了褐色书皮，书脊脱线；法文字典缺了封面，厚度还抵得上一摞旧课本。

她拿起法文字典掂了掂。

“这两本先搬我那儿。十天后拿钱来赎。”

朱伯伦按住书角。海津话从舌头上滚出来，尾音和现代记忆里的普通话相差很远，他自己听得一怔。

“余太太，秤砣拿走了，秤还能挣钱？”

“你这秤半年没见进项。”

“所以更不能拆。”

余太太松开字典，翻开租簿。她没有同他争道理，只拿指甲在纸上划出两个月：“十一月、十二月，一月又开了头。六元。你们若有六元，我连这桌腿都不碰。”

她说完用鞋尖踢了踢桌腿。桌腿松，晃一下就落灰，搬到旧货铺也换不来半月房钱。屋里真能卖的东西很少：煤炉裂了口，木箱少铜扣，朱素秋的剪刀属于成衣铺。两册字典便显得太完整。

阿满从里屋出来，站到字典前。他没敢碰余太太，只把自己的识字板塞进书与她之间。识字板上写了半个歪斜的满字，墨还没干。

“进去。”朱素秋说。

孩子没有动。余太太看了他一眼，将字典放回桌面，改敲蓝布租簿。

朱素秋从衣襟内摸出一张折成四方的票根，摊到桌上。

“十二月十五，我交过一元五角。你家庆生收的。”

“庆生说没收。”

“票是你家的票。”

余太太扫了一眼，把租簿推过来：“那你找给我看。”

簿上每笔租钱都编了号。二百一十二、二百一十三，下一笔跳到二百一十五。朱素秋手里的票根正是二百一十四，背后盖了一个淡得快看不出的“余”字。收款栏没写名字，只点了一滴红墨。

朱伯伦把票根压在缺号处。

“庆生收了，忘了誊。六元减一元五角，欠四元五角。”

余太太把票根举到窗前。票根左边有锯齿，和她租簿里二百一十三号留下的齿口正好接成连续的斜纹。朱伯伦又翻到二百一十五号，那一页的红墨比前页新，收款日恰在十二月十六。庆生应当是十五日晚收钱，第二日誊簿时翻过了一张。

“你若说票是捡的，齿口可以拿回去接。”朱伯伦说。

余太太瞪他：“我还没穷到赖你们一元五角。庆生回来，我打断他的手。”

“先让他把账补上。”朱素秋说，“手断了又要花药钱。”

余太太用拇指刮了刮那点红墨。纸没有破，印也没掉。她朝门外喊了一声庆生，巷子里没人应。

“算四元五角。”她合上租簿，“限期照旧。”

朱素秋的肩膀落下来一点。余太太马上转向床下木箱：“两本洋字典留下，你们还有什么能抵？”

箱底是一捆旧课本。线装的经义、算学启蒙和两册德文读本用麻绳扎在一起，封面写着父亲的名字。朱伯伦的手掌碰到麻绳，脑中接上一个傍晚：父亲咳着替他纠正字母，把错一处的纸贴在墙上，罚他对着灶烟重读十遍。

那一年朱素秋已经嫁人，回娘家时给父亲带过一包梨膏糖。父亲舍不得吃，糖在书箱里化了，黏住德文读本的后十页。朱伯伦翻书时骂过一次，父亲病死后又用湿布一点点揭开。如今那些纸还皱着，靠近能闻到旧糖和霉斑混在一起的味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