死亡状态被确认后，医院立即收到停止使用该身份的风险提示。

值守人员没有停药，也没有拔掉任何设备。身份字段不能替代医学判断，这是他们预先定下的底线。但周衡无法继续用自己的名字接受检查，所有新增记录只能暂挂在无名患者编号下。

系统的删除开始产生现实代价。

周宁没有再等。

“接通三方录像。”

陈队问：“你要确认覆盖？”

“我要让每个人先说自己的选择。机器只能记录，不能替我们解释。”

技术员建立三路独立录像，不使用主机的摄像头。每一路画面先拍摄校准时钟，再由本人出示当天形成的纸质证据。陈队站在镜头外，只负责确认录制连续，不提示任何答案。

正式开始前，周宁要求再读一遍后果。沈砚的声明只保留现存身份和责任关系；她的声明只证明现存关系真实；周衡的声明决定是否接受现存人生覆盖第一次登记。任何一人的话都不能替代另一人。

沈砚第一个开口。他确认保留现存姓名、工作经历与责任关系，同意第一次登记仅作为历史记录，不得覆盖现在的人生。

他说完自己的警号，又停了一下：“警号如果恢复不了，这段选择仍然有效。我的身份不是由一串当前失效的编号代签。”

技术员将这句保留在原始录像里，却没有写进提交摘要。摘要只记录沈砚选择了什么，不把他的情绪和理由交给主机判断。

周宁以关系见证人身份确认：她承认现在的周衡是与她共同生活、共同作出选择的人；即使来源记录不同，这段关系仍然有效。

她没有复述六年前缺失的两个小时，也没有声称已经恢复记忆。她只说出能够被双方核验的事实：周衡出院后第一次回家是哪一天，他害怕打雷时会开哪一盏灯，以及今天病房视频接通后两人共同拒绝过什么。

最后轮到周衡。